上官丕亮、秦绪栋：《私有财产权修宪问题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2期。
如果说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那么政府是不可能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的。霍特林模型假定了民众的意识形态是均匀分布的，假如民众的意识形态不是均匀分布的，偏左的人数偏多或者偏右的人数偏多，结论就不是这样，此时显然是代表人数较多意识形态的政党赢得选举，导致党争民主成为分裂式民主。
因为要实现共同自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一定是有为政府，有为政府对自发市场经济进行调节，平衡强者与弱者的利益。[114]政府要能管理被统治者必须集权，政府管理自身需要分权，因此麦迪逊的原则是集权基础上的分权。倡导对私有产权的绝对保护更是赤裸裸地为资本的自由张目。因此，新的群体整合的纲领不再只是诸如君主的个人意志，而是具有群体契约性并发挥着社会示范效应的政党组织、党性观念、规章制度以及集体主义精神，政党组织的先进性遂成为整个社会系统现代性的榜样。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程序合法性实际上是一种工具理性，这种工具理性有可能将价值理性掏空。
共产党领导的党导民主制能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最终到达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终极自由。第四，公民们必须能够召开公民大会并直接以及政策的决策。西洋史上则多统是常态，一统是异态。
美国长期以来由民主党和共和党轮流坐庄，英国也是由工党和保守党轮流坐庄。依据共享价值分配论，除了自我发现自己享用或者自我创造自我享用，财富是由社会各个主体合作而产生的，也应该由全体发现者和创造者所享有。同样基于人性恶的假设，霍布斯在《利维坦》指出揭示权力是一种必要的恶，如果没有权力，社会将会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当年，美国联邦宪法在由各州表决通过之前，一些较有名望的宪法反对者所提出的主要反对意见之一就是认为宪法违反了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应该分立的政治原则。
从这个意义上说，程序合法性大大减低了民众对政府执政施加的压力。领导党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多种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是引导式的和融合式的。
中国共产党最初是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党，代表的是社会底层群体的政治权力。党争民主制通过程序性获得合法性，从而在同民族、同阶层或者中产阶级占主体的条件下能够马马虎虎运行。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没有政党做纽带，政治必然是保守的，所以华盛顿的药方是不可取的。[101]博爱是民族国家的先决条件，它能产生共同目标和利益。
另一种是给予每个公民同样的主张、同样的热情和同样的利益。[118]在开篇，麦迪逊就明确指出，在一个组织良好的联邦能够保证的许多利益中，再也没有比制止和控制狂热分裂的趋势值得更正确地加以发挥了。民主集中制的核心是通过民主实现集中，集中的是全体国民共同体的利益，而非党争民主制下分裂的党派利益。资本产权与劳动产权的结合创造合作剩余，合作剩余的分配可以采取多种形式。
对领导党权力的法律规制则是为了抑制人性恶的一面，将党的执政行为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来。达尔总结古希腊民主秩序的六项要求：第一，公民利益之间必须足够和谐，以便他们能够分享并按照一种强烈的普遍善的感觉行事，这种普遍善不会与个人的目标或利益存在显著矛盾。
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说资本主义民主制是选党制。[107]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必须分立，任何权力的合并都会导致权力滥用，会对民主和公民的政治自由造成威胁。
最小国家的制度机构仅仅限于警察力量、法院系统以及某种形式的军事力量。[127]那么是不是所有议员的识别能力和道德品质比选民更优呢？麦迪逊的答案是：不一定。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加，公民在地域忠诚、族群身份、宗教信仰、经济水平、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具有更大的差异，第一和第二个条件很难得到满足，代议制民主表现为党争民主模式，在现实中表现为政治冲突和分裂。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选择了党导民主制是因为党导民主制特别适合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以美国为例，自1972年以来，总统大选的投票率在50%至60%，两党候选人仅仅需要微弱多数选票就可以胜出。可以说，合作剩余共享产权是让市场正常运转不遭到破坏的产权。
在华盛顿退任后，总统一职便成为了政党之间恶意竞争的目标。在发展中国家采取党争民主制的结果可能是由于不同政党代表不同团体的利益，导致团体之间不但势均力敌，而且无法达成共识，从而致使政策朝令夕改，政治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步，甚至社会分裂。
党导民主制可以凝聚各个地区各个阶层之间的共识，缩短城乡、地区、贫富和思维方面的差距，有利于向实现全体国民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利普哈特指出，这两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但实际上也是矛盾的：如果两党的纲领都接近于政治光谱的中央，它们就会十分相似，因而就不能给选民提供一个有意义的选择，反倒更像彼此的回声。
6.6 党导民主制与中国 人们误以为现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而实际上社会主义中国是对古代中国的否定之否定。[108]基于此，孟德斯鸠认为最可靠的政府形式就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得以分立的政府，三权相互独立、分别委托给不同的人或团体行使，并力求达到权力的相互制衡，从而遏制权力产生的恶。
党导民主制适用于中国的第三个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对人的社会性的重视与中华民族的群体意识相契合。二是两党制能起到缓和作用，因为两大党不得不为了获得位于政治光谱中央的浮动选民的支持而展开竞争，并因此而采取温和的、中间立场的政策。党导民主制不是精英治国，而是各个领域的先进分子治国，让先进分子带领群众进步，简称先进导国。我理解，党争就是一些公民，不论是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利益。
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基于兄弟般的博爱。共产党应该与人民是共容利益体，共产党的利益应该与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霍特林博弈模型为中产阶级是大众民主的基础提供了支持。党争民主制就意味着党派之争，党派之争就意味着国家领导人代表的仅仅是部分人的利益，而非全体国民的共同利益。
但是当投票所产生的政策利益被取胜的投票人阶层所享有的情况下，没有激励机制让其他阶层的人去投票，因此没有政党的投票率自然是很低的。三是加剧政治动荡和衰弱。
[140] 因而，个人需要实现对于集体存在的意识。历史学家钱穆比较中国与西洋的历史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政治，是一个一统的政治。第四章 民主与政党 4.1 华盛顿为什么反对组党？ 现代社会的竞选是建立在政党基础上的。[93] 两党制是党争民主模式的典型。
如果中国保持大一统的国家，在前现代社会对中国最有效的政治制度是君主制，在现代性之后则必须是党导民主制。党争民主制将民主制定义为多党竞争实际上是将经济上的商品竞争理论武断地用到了政治上。
亨廷顿的观点是，一个没有政党的国家也就没有产生持久变革和化解变革所带来的冲击的制度化手段，其在推行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方面的能力也就受到极大的限制。[91]现代博弈论和党争民主制的实践证实了亚里士多德从人性推导出中产阶级强大是民主政体的基石的观点。
如果我们按照某一个标准将一个国家的人进行排列，将会得到从最低到最高的一个连续序列（这里的连续不是指数学上的连续，而是强调当人数比较多时各种人都有）。我们可以以此总结出，党争民主制从根本上就是反民主精神的。